第一节日俄战争后的日本政治与殖民帝国
一、军阀势力与军备扩展
日俄战后，军部挟战手之气焰，及力鼓吹“军备扩张至上”，扩大“统帅权“的范围。1906年10月，陆军首脑山县有朋不与内阁商量就制定并向天皇上奏了带有国策性的帝国国防方针。次年2月，经军令、军政首脑联合御前会议审议并确定了所需兵力及用兵纲领，交给内阁分期执行。这是军部撇开内阁，单独制定国策之开端。1907年9月12日，军部又以第一号“军令”的形式下达了“关于军令的规定”，凡有关军政之天皇诏敕，只须陆海军大臣副署即可以“军令”的形式下达执行，无须内阁总理大臣副署，这就为军部擅权进一步提供了法律根据。二、大正政变
1、“大正政变”的社会基础
日俄战争以来，与垄断特权财阀资本发展的同时，中小资本和无特权的一般工商业资本也有某些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特权垄断资本的某种压抑。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小生产者在没落，知识阶层人数在增加。这些知识分子很多与中小资产阶级联系密切，形成一个反对军阀官僚专制的民主势力。甲午战争以来，军费不断膨胀，官僚机构无休止地扩大，军阀官僚集团贪污不断发生。人民群众极为不满，反对军阀专制，反对军国主义预算，反对增加税收，要求扩大普选权。这类带有民主色彩的改良主义运动，主要反映了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明治前期自由民权运动在新形势下的继续。1908年，代表地方非财阀资本利益的“商业会议所联合会”曾领导过全国性的反对增税运动。1906年2月，小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分子建立了普选联合会，提出“普选请愿书”。此后各次议会，亦有人提出普选法案，均被否决。这些改良主义要求正是“大正政变”的社会基础。统治集团中的反军部势力则加以利用，以求达到它自身的目的。
2、“大正政变”
第二次桂太郎内阁1908年7月14日1911年8月30日登台后，加强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暴力镇压，扩大军事支出，正式并吞朝鲜。然而它在财政上困难重重，它的暴力措施和庞大的一、军事支出日益招致人民群众及各方面不满。1911年8月23日，桂内阁辞职，西园寺公望再次组阁1911年8月30日1912年12月21日。1912年9月27日，明治天皇死，皇太子嘉仁即位，改元“大正”1912年7月30日1926年12月25日。1911年8月，西园寺公望第二次组阁1911年8月30日1912年12月21日。由于硬通货储备连年下降，它不得不把施政中心转入整理财政。1912年秋，内阁要求各省对1913年年度预算压缩一成。陆军为了策谋倒阁，非但不压缩预算，反而指令陆军大臣上原勇作强硬要求增设两个师团。11月10日，西园寺会见山县有朋希望缓增设两个师团，山县答称：“国防为本，财务为末”。22日，陆军大臣正式提出增建两个师团方案。30日，内阁否决。12月2日，上原勇作提出辞表，陆军拒绝推荐继任人选，西园寺内阁遂被迫辞职。这是军部势力第一次使用“军部大臣武官专任制”，迫使内阁垮台。不久，由桂太郎第三次组阁，日本人民和民主势力对军部的专横及为不满，展开了群众性的斗争，迫使第三次桂太郎内阁辞职。这次政治变动被称作“大正政变”。
事后，山县有朋把持的元老会议又决定由天皇下诏令桂太郎组阁。其实，大正天皇智能不全，桂太郎当时的内大臣，负责起草诏令。所以，这项决议等于让桂太郎自己任命自己，集宫廷和政府大权于一身。消息传出，全国哗然。万朝报、东京朝日新闻、东洋经济新报等群起反对，政友会各地支部、全国新闻记者联合会、东京商业会议所及实业界有力团体“交询社”纷纷作出决议，反对增疫师团，并提出“反对军国主义者”、“扫荡阀族”、“拥护宪政”等口号，有的还提供活动资金，这些团体先后召开了三次“拥护宪政大会”，弹劾桂太郎内阁。12月24日，第三十次议会召开，护宪运动愈形活跃，桂太郎竟以天皇名义敕令议会休会。2月10日，议会复会时，数万群众包围议事堂，政府出动了二千五百名警察进行威胁，仍无法驱散群众。2月11日，桂太郎被迫辞职。第三次桂内阁只存在了五十天1912年12月21日1913年2月11日。示威群众袭击支持桂太郎内阁的报社，焚毁警察署、岗楼多处，运动扩及大阪、神户、广岛、京都等地，表现出少见的声势。
山本权兵卫继任组阁1913年2月20日1914年4月16日后，采取了一些缓和措施，但对减税等问题毫不触及。不久，西门子事件西门子事件：德国西门子公司以价款的1.53.5作为回扣，贿赂日本海军部门。及“金刚号”军舰受贿事件相继被揭发，几万群众再次包围议会，山本权兵卫内阁辞职。山县系的清浦奎吾受命组阁，因海军反对而流产。1914年4月，年已七十门岁的大隈重信被抬出组阁，实权则操在三菱财阀家的女婿加藤高明之手。
三、日本并吞朝鲜
1、日本并吞朝鲜
日俄战争中，日军就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了军事占领性质的日韓议定书1904年2月23日。8月22日，又签订了日韩协约，朝鲜的内政、外交均须经日本顾问同意。日俄战争结束后，1905年11月17日，伊藤博文以武力威逼朝鲜签订了第二次日韓协约，朝鲜沦为日本的保护国，这个条约被称作“乙巳保护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在朝鲜设“统监”，朝鲜外交由日本处务省掌理。第一任统监为伊藤博文。日本在朝鲜常驻两个师团，另有警察、宪兵七、八千人。1907年7月19日，伊藤博文借口“海牙密使”海牙密使事件：1907年6月“万国和平会议”在海牙召开。朝鲜国王派密使至海牙，控诉日本侵略朝鲜，要求参加会议。因美英等国反对，朝鲜使节未能参加会议，悲愤而死。事件，迫使朝鲜国王李熙让位给皇太子李坧。24日，又强迫朝鲜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丁未七约。协约规定：朝鲜一切法令、内政重大措施及高等官员之行免均须经日本统监批准。在秘密备忘录中又规定：解散朝鲜军队，各部次官、警保局长及法院、监狱之重要官员均须由日本人担任。于是，日本人把持朝鲜政权，任“判任官”以上者达两千人.伊藤博文自任新太子李根之太师，令其着和服，送至日本队，接受皇室“教育”。1909年12月，日本指使朝鲜卖国贼李容九在朝鲜举国诅咒声中“上书”，以“一进会”会长及“百万会员”名义要求“日朝合并”。1910年6月3日，日本内阁决定并吞朝鲜。8月22日，日军以刀枪包围，逼迫朝鲜国王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朝鲜地图变色，王族被列入日本皇族、贵族分别赐爵，大批爱国都被捕下狱。陆军大将寺内正毅任朝鲜第一任总督。
朝鲜经济被纳入日本的殖民体系。1907年，宣布朝鲜王室土地、森林及官有地为“国有”，由“统监府”管理工作，实际落入日本之手。1908年12月，日本在朝鲜设立了类似英国东印度公司性质的“国策会社”“东洋拓殖会社”简称“东拓”，资源共享本一切从严千万日元，日本政府每年补助三十万日元连续八年，另发行公司债二千万日元，由政府保证红利。以现役陆军中将宇佐川一正为总裁。“社员皆身着制服，腰佩手枪”，“苟遇反对东拓在朝鲜之活动者立即用刀枪来说话”。“东拓”就是这样在朝鲜进行了血与火的殖民掠夺。1910年到1919年，东拓占有的土地有一万一千多町步增长至七万余町步。东拓还大量组织移民，每年预计一万人。总督府又通过“清查”，大量掠夺朝鲜人民土地，贱价转交日本人经营农场。1909年，日本在朝鲜的地主有692人，占有土地五万二千余町步，至1915年增长为6969人，占地二十万五千余町步。1918年，在朝鲜占地二百町步合三千华亩以上之大地主中，朝鲜人有60人，日本人则有144人。大量的朝鲜粮食、棉花输入日本。在一段时间内，日本对朝鲜只准建立矿业和少许农矿产品加工工业，更不准发展民族工业。以矿业而论，自1911年至1918年，日本人在朝鲜经营的矿山自103处增至434处，矿产值自140万日元增至2467万日元，在朝鲜矿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自22.6上升到80。
为了掠夺朝鲜资源并把朝鲜作为向中国扩大侵略的根据地，日本统治者十分重视在朝鲜建筑铁路。继京仁线1900、京釜线1905之后，至1910年共敷设铁路一千公里。1915年达1600公里，1919年达1855公里。1909年至1911年，日本在鸭绿江强行架桥，把京城义州线与我国东北地区之安东奉天连结起来，日本兵车乃随时可进入我东北地区。铁路成了日本殖民扩张的大动脉，朝鲜银行和东洋拓殖公司则成为它的吸血库。
2、朝鲜人民的抗日斗争
朝鲜人民对日本统治者的侵略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继甲午农民抗日军之后，日俄战争期间，从日军踏上朝鲜领土之日起，就有抗日义兵，并逐渐遍及江原、忠清、京畿、庆北各道。日韩“保护条约”乙巳条约签订之时，朝鲜爱国报纸发表放声痛哭、忠告全国国民书。1906年3月至5月，忠清南道义兵一千多人一度攻占洪州。1907年8月，日本统治都强迫解散朝鲜军队时，朝鲜就城一千三百名官军武装起义，与日军数千人激烈巷战。其他各地也有类似行动。很多士兵在战败后冲出重围与抗日义兵汇合。1908年一年，各地义兵牺牲者一万一千余名。
四、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
1、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
台湾是日本最早的殖民地。日本的殖民“经验”很多来自对台湾的统治。陆海军大将桦山资纪、桂太郎、乃木希典、儿玉源太郎等先后任台湾总督，推行残暴的讨伐、镇压和军事统治，其后转入经济掠夺并采取同化政策。港湾、铁路、清丈土地被列为初期殖民掠夺的“三大任务”。1899年为修筑基隆港1903年筑成和纵贯全岛的铁路年筑成，颁布“台湾事业公债法”，并设立了台湾银行1899。从1898年至1904年，日本统治者以六年时间进行了“土地调查”，把纳税地从361447甲扩大为777860甲每甲约近一町步，或14.5华亩，把地税总额从86万日元提高到299万日元，即扩大了三点三倍。1910年至1914年又进行了林野调查“，七十八万三千余甲的林野，96被划为“官有”。许多长期开发、共同使用、依山傍林为生的台湾人民因此而失掉生计。半数官有林野或被拨充日本各大学的实习林场，或被贱价转售给日本大资产阶级。砂糖、大米、茶时、樟脑等物资是初期殖民掠夺的主要目标。1898年三井物产公司在台北设立支店，垄断了台湾的农产品贸易。1900年，在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支持下，以三井财阀为中心，吸收皇室、华族及特权商人资本，成立了资金百万日元的“台湾制糖公司”。1914年，十几家制糖公司已组成卡特尔的联合会资本共达1亿日元，1922年更增长为2.7亿日元，占台湾全部工业资本额的50。十四家大公司拥有糖厂48处，甘蔗园约三万五千町步，专用铁路线1227哩，年产砂糖约6亿斤，获利4700万日元。台湾成了为日本提供粗糖的“糖业王国”。在一段时间内，日本在台湾只准建立制糖、樟脑、烟草、制茶等农产品加工工业，不准建立机械、纺织等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