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武汉日报》是当时国民政府在华中的喉舌，受国民政府中宣部直接领导，被迫西迁宜昌。
曼群利用担任报社主编积累的政界关系，拿到了当时千金难求的船票，在惶惶不安之中，一家四口乘坐民生轮船公司的客轮，离开武汉，溯江而上，逃亡宜昌。
从江汉路泰宁街至大南门码头路程并不太远，江朝抱着一岁多的小女儿楚原，曼群牵着五岁多的汝起，站在码头举目四望。江面雾霭萦绕，曼群不由心里黙吟：“常恐归时，眼中物是，日边人远。望隋河一带，伤心霭雾，遣离魂断。”
码头棚屋挤满了等待乘船的旅客，携带的各种行李四处散落。军警维持秩序的呵斥声、旅客的咒骂声、妇孺的哭声交织汇集，随同江雾一同回旋升腾。
码头沙坝上的库房边上则是不断穿梭往返装卸货物的工人，宽阔的江面上，各式船舶好似慌乱地挤成一团，随时有可能擦挂碰撞。
江水涨落，码头石阶有些湿滑，曼群一家人艰难冲破人流，经过江边趸船，终于登上了汉口轮。
去往宜昌的船分为南船和川河船，南船主要航行于长江下游一带，川河船则要溯江过三峡到四川。
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滩多浪急，险象丛生，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特别是川江段的泡水、漩水、夹堰水、回流、扫弯水、横流等水流的不正常状态，造成螺旋桨的推力和舵压力控制力下降，可以使船舶突然发生偏转而离开原有航路，甚至使车舵失效引发事故。
凭栏回望，曼群感觉曾经熟悉的武汉城在雾霭中变得陌生。
三天后，抵达宜昌，只见城内军人不断涌入、百姓不断涌出。这座混乱之城仿佛变成了一条由人流构成的奇异大河，泾渭分明，反向流动、日夜不息。
南京、武汉的相继陷落，国民政府被迫决定在平汉、粤汉线以西建立新的工业中心。以西南、西北建立抗战大后方。
为此，一日日，内迁转移的学校、政府机关、工厂，连同源源不断涌入的各地难民，将不大的宜昌城塞得满满当当。
白天人潮如织，人头攒动。在晚上，这滨江小城弥漫着一种虚假的安宁气氛，犹如江面雾霭，密密蒙蒙，隐藏了痛苦和残酷。
宜昌，古称夷陵，“蜀道三千，峡路一线”，“上控巴蜀，下引荆襄”，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宜昌港则自然成为华中商品物资的集散地和转运站。
川盐运往湖北、湖南，主要是走水路，必经宜昌。
抗战开始，沿海一带相继沦陷，海盐生产受到很大破坏，全国产盐量减少一半。而且，东南沿海战火蔓延，运输瘫痪，原本依靠海盐的湖南、湖北等地，食盐奇缺。在这种形势下，川盐再次担当起“济楚”的大任。
“川盐济楚”使得宜昌码头逐步兴盛。川盐品质好，口感不错，在湖北、湖南深受欢迎。故而，川盐的私盐贩运、贩卖屡禁不止。
和平时期，从西坝、镇川门到宝塔河，江岸皆是码头，只见连樯接舳，衔尾不绝。舟船以千计，桡夫以万计。当时，宜昌江岸显现出“日有千人拱手摇橹，夜有万盏明灯桅灯”的盛况。宜昌沿江尽是泊船码头，沿码头多有商贸货栈交易市场。
紫云宫以榨油坊居多，油籽船就停在三江江边交易；板桥河街都是水果市场、青果行；镇川门、中水门江边泊着煤船、砖船，上下搬运工人来年宜昌码头递漂不能靠岸的轮船，由木划子送客递货；杨泗庙为米市专用码头；一马路至大公桥的沿江沙坝上，多有板屋、草棚，形成河畔市场……茶坊酒馆，江湖杂耍，热闹非凡，成为宜昌码头一景。